“本命年”对唐代人究竟有多重要｜钩沉

要说“本命年”，就必得先说干支纪年法，因为“本命”指的就是一个人出生年的干支。我国的农历是以十天干（甲、乙、丙……）和十二地支（子、丑、寅……）两两相配来纪年的，60年一循环。而十二地支又正与十二生肖相对，即子鼠、丑牛、寅虎……

所谓“本命年”，就是与出生属相相同的年份，俗称“属相年”。简言之，则可以12为递进单位，每个人的12岁、24岁、36岁……都是他的本命年。

本命一词，由来已久。除佛教经典、道教符箓、阴阳五行占卜、天文历书等特殊文献外，世俗文献中提到的“本命年”均指生肖本命年，文献记载较早且与此相关的是，《三国志·魏书·管辂传》中曹魏术士管辂在谈及自己年寿不永时道：“又吾本命在寅，加月食夜生。”果然，这年八月管辂升为少府丞，第二年二月就死了，死时只有48岁。管辂生于寅年，属虎，他认为这和自己的短命颇有关系。

其实，相较于其他形式的本命信仰，生肖本命信仰有更广泛的影响力。生肖文化源于先秦，隋唐时期，本属于民间信仰范畴的本命信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尤其是唐代，唐朝皇帝自封为李耳后代，道教又以李耳为宗祖，所以对道教极为推崇，再加上唐代文运亨通，致使生肖文化由民间扩散至上层，散见于正史中，大批生肖俑成为唐朝生肖文化兴起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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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十二生肖俑（图片来自《古都西安》）

在唐代，生肖本命信仰到底对人的影响有多大呢？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了一则故事：“元和（唐宪宗李纯的年号）初，汉州孔目典陈昭，因患见一人，著黄衣，至床前云：‘赵判官唤尔。’……至一城，大如府城，甲士守门。及入，见一人怒容可骇，即赵判官也。……赵曰：‘此足以免。’便放回……乃令吏送昭。至半道，见一马当路，吏云：‘此尔本属，可乘此。’即骑乃活，死已一日半矣。”

已经死了一天半的陈昭，被赵判官放回阳间，坐骑便是陈昭的本命生肖马。故事虽为杜撰，但是通过本命生肖马与陈昭同回阳间的叙述，可见在唐代，本命在则生、本命去则死的观念深入人心，唐人深信属相本命是与一个人命运相连的。

柳宗元《三戒》中的《永某氏之鼠》也记载了唐人关于生肖本命信仰的故事：“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异甚。以为己生岁直子。鼠，子神也，因爱鼠。不蓄猫犬，禁僮勿击鼠。仓廪庖厨，悉以恣鼠，不问。由是鼠相告，皆来某氏，饱食而无祸。”

湖南永州有一个人，生于子年，生肖为鼠，所以认为老鼠与自己的性命息息相关。因为老鼠喜欢暗中行动，所以此人亦“畏日”；因为老鼠怕狗猫，所以他“不蓄猫犬”，怕与自己本命相克。甚至将老鼠奉为神明，“仓廪庖厨，悉以恣鼠”，对其加以供奉，认为老鼠饱食自己便本命无祸。从这则寓言可见唐人对生肖本命的忌惮与信仰甚至到了荒唐可笑的地步。

敦煌藏文本禄命书P.T.127《推十二时人命相属法》创作于归义军（唐晚期至北宋前期以沙州为中心的汉人地方政权）时期。此文书对十二生肖本命属相的人的生活起居、衣食住行、年岁时运等各方面的宜忌事项全部列出，全面展示了唐人对生肖本命的敬忌事项，如本命子鼠之人：“命属北方黑帝。子日：料黍三石五十一代。宜着黑衣，有病宜服黑药。大厄子午之年，小厄五月、十一月，不得吊死、问病，不宜共午生人同财出入。”在亥猪本命人的算卜中，甚至提出了大小便方位：“一生不得向西北方大小便，慎之则吉也。”可见唐人对本命生肖与传统文化中阴阳五行、五方、五色等相关联的信仰程度很深。

民间早就有关于本命年的俗语：“本命犯太岁，太岁当头坐，无喜必有祸”，可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肖本命年被认为是不祥的，民间又称之为“坎儿年”或“槛儿年”。

唐代诗人白居易在其《七年元日对酒》中写道：“今朝吴与洛，相忆亦欣然。梦得君知否，俱过本命年。”并自注：“余与苏州刘郎中同壬子岁，今年六十二。”刘郎即刘禹锡，白居易与刘禹锡同生于唐大历七年（772）壬子鼠年，作此诗时正逢一甲子六十年，虚岁六十二，所以诗歌中的“本命年”指生肖本命年。

《七年元日对酒》的后两句：“同岁崔何在，同年杜又无。应无藏避处，只有且欢娱。”诗人自注道：“余与吏部崔相公甲子同岁，与循州杜相公及第同年。秋冬二人俱逝。”白居易由此认为自己第五个本命年已经无处藏避，体现了唐人对生肖本命年的消极乃至惧怕的情绪。

为化解本命年的厄运，还有人昼夜供奉本命星，如唐《奇闻录》中提到：“吾乃使君北斗本命星也，魏使君昼夜焚修，今乃报之。”有的则在本命日举行占卜活动，如《酉阳杂俎》载：“宝历中，有王山人取人本命日，五更张灯相人影，知休咎。”有的在本命日设斋醮仪式以解本命之厄者，如《广成集》中出现的一些本命醮词。有的则将生活中各种不顺心如意的事情拿来求之于本命神者，如本命醮词中的祈求本命神保佑亲人团聚等。

在唐代，不仅百姓迷信生肖本命，九五之尊的帝王也逃不出生肖信仰的泥淖，有的甚至酿成天下之灾祸。

唐代皇帝中，唐玄宗李隆基不仅对道教格外狂热，陆续给李耳加了种种尊号，还特别迷信生肖本命。李隆基生于垂拱元年（685），干支纪年是乙酉鸡年，因为属鸡，所以酷爱斗鸡，即位前“乐民间清明节斗鸡”，即位以后“泊鸡坊于两宫间”。因为皇帝喜欢，斗鸡遂发展为一时之风，上至王公下至平民都争先效仿，许多人甚至不惜重金斗鸡，以致倾家荡产。据唐陈鸿祖《东城老父传》曰：“都中男女，以弄鸡为事，贫者弄假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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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李嵩《明皇斗鸡图》

据说李隆基在一次出游途中，遇一小儿贾昌玩木鸡，遂将其召入宫中，使其在鸡坊训养雄鸡。因贾昌训养有方，深得李隆基赏识，遂“金帛之赐，日至其家”。贾昌在当时号称“神鸡童”，社会地位日变，他的父亲去世时，唐玄宗下令“县官为葬器，丧车乘传洛阳道”。时人有诗讽刺说：“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

《新唐书·五行志》中对唐玄宗酷爱斗鸡一事记载为“鸡祸”：“玄宗好斗鸡，贵臣、外戚皆尚之，贫者或弄木鸡，识者以为：鸡，酉属，帝生之岁也；斗者，兵象，近鸡祸也。”

这虽有一定封建迷信成分，但是唐玄宗时期之所以爆发安史之乱，使唐朝由盛转衰，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唐玄宗后期贪于享乐、用人不当且不理朝政。

李隆基生于乙酉鸡年，在十二支五行方位属性中，酉属金，金属西方。出于对本命所在之尊崇，李隆基还在华山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如“封华岳神为金天王”“于华岳祠前立碑”“于岳上置道士观，修功德”等。

《旧唐书·李适之传》记载：天宝元年（742），李适之代牛仙客为左相，并被封为清和县公。他曾因争夺权力而与李林甫关系不睦。李林甫生性阴险，有一次对李适之说：“华山盛产黄金，开采后可以使国家富强，估计圣上还不知道。”

李适之生性粗疏，信以为真，于是上奏唐玄宗。唐玄宗问李林甫知不知道这件事，李林甫说：“臣知道这件事很久了，但是考虑到华山是陛下的本命、王气的宅舍，不可以开掘，所以不敢告诉您。”

华山为西岳，又富金矿，故唐玄宗以华山为自己的本命和王气的宅舍。由此，唐玄宗以为李林甫深爱自己，而李适之与自己不亲。后李适之因恐惧而服药自杀。阴险多谋的李林甫，利用玄宗迷信本命的心理，略施小计，就把政敌李适之推到了尴尬的境地，这也充分说明了本命在唐玄宗心目中的重要性。

天宝九年（750），礼部尚书崔翘等曾劝说唐玄宗于西岳华山封禅，其中重要的理由就是“金方正位，合陛下本命之符”。大臣们更是利用唐玄宗对本命生肖的迷信心理，上演了一幕幕政治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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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玄宗泰山封禅场景图(山西高平县仙翁庙壁画，局部)

除唐玄宗外，《新唐书·李泌传》中还有一段关于唐德宗李适（音“括”）的生肖本命信仰的记载：唐代宗死后唐德宗继位。安葬代宗，从承天门送葬的时候，灵车不走正道。唐德宗问是什么缘故，有司回答说：“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唐德宗生于唐天宝元年，即壬午马年，十二支中午的五行属阳火，位居南方，承天门为长安城中太极宫正南门，门外正对的承天门大道当然亦属午，所以司礼官不让代宗灵车行承天门街，怕冲撞唐德宗本命。

不过，唐德宗并没有听从有司的安排，哭着说：“安有枉灵驾以谋身利！”哪有让灵车不走正道而只考虑自身的道理？命令车子正道而行。唐德宗所为，只能说明作为一国之君，必须尊崇儒家传统孝道，并不能证明他不信仰本命生肖。

除了日常生活，唐代的生肖本命信仰还多被篡权者用于权谋与政治活动。

唐德宗时期，民间就有关于泾原兵变和黄巢起义时候的谶言记载，这些谶言大体是以属相的方式流传的：“青牛逐朱虎，还号太平年”，“蛇去马来，道路稍开”。

乾宁二年（895），唐末义胜军节度使董昌在越州（今浙江绍兴）自立为帝，改元顺天。其短暂的称帝僭越过程，被视为笑柄记载在《会稽录》中。他之所以利欲熏心，莽撞称帝，是轻信了山阴老人给他献的一首谶谣：“欲识圣人姓，千里草青青。欲知圣人名，日人日上生。”

于是，自认为天命己归的董昌经常说：“我兔子上金床也。我卯生，来年岁在卯，二月二日亦卯，即卯年卯月卯日，仍当以卯时。万世之业，利在于此。”董昌认为自己是帝王之命，并于第二年称帝，便是出于其对本命的相信：兔子已上了金床，卯年卯月卯日称帝必成。

据说董昌未败前，越州一狂生在旗亭上写了四句诗：“日日草重生，悠悠傍素城，诸侯逐兔白，夏满镜湖平。”第二年（896）夏，董昌被钱镠消灭，此诗才被人破译：“日日”为昌，“草重”为董，越州原来是隋朝越国公杨素所筑，所以“傍素城”指董昌割据越州。钱镠是852年即壬申猴年生人，“诸侯（猴）”指钱镠，董昌属兔，“兔白”指董昌，则暗指董昌将被钱镠诛灭。

总之，在唐人的眼中，生肖本命早已不仅仅关乎人的生老病死股票缩量什么意思，而且关乎人生的命运前途。